王遐举书法艺术风格 谢高模 “书法家必须有自

谢高模

王遐举书法艺术风格

谢高模

“书法家必须有自己的风格”，这是王遐举先生的一贯观点，也是他终身努力追求的目标，经过长期的身体力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王先生的书法真正达到了“端庄杂流丽，刚劲含婀娜”的艺术境界。
本文试图从书法风格史的层面探索王遐举先生书法风格形成的轨迹。
王遐举先生在中国书法艺术园地辛勤耕耘七十余载，诸体兼善，以隶书与行草享誉书坛，书法造诣之深，功底之厚，早已蜚声中外，素有“华夏名笔”、“京都书豪”的美称，与其胞弟海内外著名书法家王轶猛先生被称为“当代二王”。
王遐举，原名克元，号野农，1909年生于湖北监利卸甲河，1995年10月30日仙逝于北京。历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会长、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书法作品刊刻国内名胜古迹和纪念场所以及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等处。
王遐举是位丹青高手、南社老诗人。出版有《王遐举书法集》、《王遐举隶书李白诗》、《监利泛鹅碑廊书法集》，著有《野农轩诗话》、《舞台布置与民族传统绘画》、《中国剧场史》等。
王遐举以“独门之王”的书法艺术享誉中外，蜚声朝野，他的书法作品是雅俗共赏的典范。

从社会功用层面上来说，王遐举书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无论是地方，还是京城，他在各地所题写的招牌匾额，无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无不视为珍宝。王先生曾受中共中央委托，书写《中共中央给蔡畅同志的致敬信》；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书写《六届人大给叶剑英委员长的致敬信》；1985年武汉黄鹤楼重建竣工时，应湖北省人民政府之邀，书写唐阎伯理《黄鹤楼记》及楹联，刊刻于黄鹤楼中，深受中外游客赞赏和喜爱；1990年，应中共中央之邀，为胡耀邦墓书写《胡耀邦同志生平》。泰国国王曾亲请代书《淡浮院》玉匾。日本创价学会曾授予“富士艺术奖”，以表彰他对书画艺术作出的杰出贡献。
王遐举为京西宾馆会议室大笔行书横披二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西宾馆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团讨论。
王遐举先生书法艺术之精彩，书法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从艺术表现上看，其书法创作有很大的可变性和可塑性。艺术个性鲜明，总是能引起观赏者强烈的共鸣，其书法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收藏价值。

王遐举先生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品位高，主要是因为他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所致。
王遐举先生数十年研习魏碑，主攻《张猛龙碑》和《李璧墓志》（《李璧墓志》为清宣统元年出土，梁启超一度认为与《张猛龙碑》同出一人。此碑结字高古，多有奇趣，笔法多变，被许多书家重视），旁涉其它相近风格的魏碑，如《元桢墓志》，章裕钊书法。
《张猛龙碑》向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结字中宫紧收，四面开张呈放射状，线条变化多端似无规律可循，书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结构精密，欹侧险劲，随字赋形，收放有致，不拘小节，气势开张，颇有拙趣。用笔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曲直相生，变化无常，沉着痛快。书体刚健俊美，造势又造险，紧张而放纵，是斜画紧结，不理性之美的典型。这就是书法美学中常说的险峻之美。

美学中的悲剧美、险峻之美、残缺美、不对称之美，在生活中往往令人振聋发聩，触目惊心，收到独特而深厚的审美效果。如蒙娜丽莎的微笑、维拉斯、比萨斜塔、黄山迎客松、杭州飞来峰等。王遐举先生的书法作品具有理性中的不理性之美。

王遐举先生对汉隶的研习尤为用功，以《礼器碑》为主，长年累月，潜心研习，可谓韦编三绝，池水尽黑。
《礼器碑》历来被推为汉代隶书的极则。其书风瘦劲宽绰、笔画刚健、线条凝练，波磔处棱角分明，用笔力注笔端，入木三分。结体寓欹侧于平正之中，寓疏秀于严密之间，端严而俊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清人王澍认为：“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观照王遐举先生书法作品，真是铁画银钩，变化若龙，一字一奇，妙不可言。
为了探究汉碑的“一碑一奇”，王先生披肝沥胆，相继研习《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华山庙碑》、《乙瑛碑》等多种汉碑，把汉隶的坛坛罐罐摸了个遍。多数汉碑端庄优雅，王先生还有意吸取素有“隶中草书”之称的《石门颂》挥洒自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的行笔特点，给自己的隶书创作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所以，王先生的书法峻峭而飘逸。
他广泛临习了大量汉碑，吸其汉隶精华，为己所用，因此其创作的隶书作品，以质取胜，似乎以刀为契，雄浑古拙，具有浓郁的金石气，但又不失潇洒俊逸，这是王遐举先生隶书作品的艺术风格特征。

王铎提出：“学书不参透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多也。”王先生的隶书与行草，无一处俗笔，这与他取法乎上并且精心研习密切相关。
董其昌云：“右军如龙，北海如象。”
王羲之的行书在险绝之中保持着动态结构的平稳，有一种温润疏朗的风韵；李邕的行书结构更为欹侧，造险生奇，笔势开阖幅度大。
颜真卿几乎能与王羲之比肩。他将篆隶笔法应用于行草，于潇洒简远、自然冲淡之外，别创一种雄秀开张、宽圆茂密的行草书，如‘颜氏三稿’。《祭姪文稿》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宋人陈深跋云：‘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争座位帖》圆劲遒婉，线条曲张，点画凝重，体势宽博，真力弥漫，阮元评云：‘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
研习汉隶的同时，王先生又在历代行草书中广采博取，如颜真卿的《祭姪文稿》和《争座位帖》，李邕的《麓山寺碑》和《云麾将军碑》，《淳化阁帖》和《三希堂法帖》等。在帖学中吸收各种书法元素，用于自己的创作之中，以文取胜。用笔为书，表现出轻松、流畅、遒劲、灵动、妍美、洒脱的形式美感，具有强烈的书卷气，而又富有金石篆籀趣味，这正是王遐举先生行草书法风格的体现。

金石气与书卷气是贯穿于书法风格史的两大书美类型，是书法风格学中的一对美学范畴，它们既具有各自独立的书法审美特征与价值，又相辅相成地活跃于书法风格的历史演化进程中。
王遐举临习古典碑帖不遗余力，用他自己的话说：你要写习王羲之，就应该到他家里把坛坛罐罐都摸清楚。意思是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然后再走出来。他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历代书法艺术风格的基础上锤炼打造，最终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他的书法既有金石气，也有书卷气，这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书如其人”，是指书如其性格气质。

王遐举书法，笔走龙蛇，卷开雷电，铁画银钩，遒劲爽利。线条起伏，富有节奏感、纵深立体感和入木三分的力量感。无论是隶书，还是行草书，如金戈铁马，气吞万里，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宛若游龙，奔放自如，仿佛枯藤老树，铁干虬枝，如兰花开放，清新脱俗。其作品的容貌、体型、风度、神韵，无不体现出端庄、清丽、俊逸、潇洒、雄浑、刚健的气度和高超的境界，正如先生喜欢书写的联语“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天地乘龙卧，关山跃马过”，“山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万壑松声山雨过，一川花气水风生”。

“千磨万砺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一个书法家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艰苦、持久而自觉的历练。
王遐举先生出生在湖北，早期工作于长沙，经历过楚文化的洇润和滋养，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后期在京城工作，京都文化大舞台的磨炼，使其积累了渊博的文史知识，促使他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

王遐举先生十分注重在姊妹艺术中吸收养料，在创作中丰富自己的书法语言。
与田汉等戏曲家的交往，使他对戏曲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所以他在书法创作中借鉴戏剧元素，把舞台背景烘托、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故事的高潮等融汇在书法创作中，因而其书法语言更丰厚，书法作品更有活力与张力，更能技高一筹，引人入胜。
作为丹青高手的王遐举与徐悲鸿等画家有着广泛的交游，他能借助姊妹艺术，把绘画的手法与意境溶化在书法作品中，比如他的隶书与行草用笔，借鉴兰草绘画的手法，其行草书总是给人吴带当风的飘逸美感。
作为书法家，他与启功、萧劳、欧阳中石等书法家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艺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先生的生活品位与艺术涵养。王遐举先生曾经在京城办书展，启功先生亲自为他书写广告招牌，成为京都文化盛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书法家必须有极高的审美标准，如线条的立体感、线条的运行节奏及线形之间的贯气，对不同的结体要了然于心，章法上的谋篇布局，要不落俗套，对于用墨与用笔，要别出心裁，要师承经典，勇于创新，要体现生活与自然中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要有文字学、诗歌、绘画及其它姊妹艺术乃至生活方面崇高的修养。书体风格与个人风格、地域风格、时代风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相辅相成。

书法风格，是书法史上甄别书法家艺术个性的试金石，有如心理学上的“个性”，能把这个人跟那个人区分开来，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书，如也，如其文，如其人。书法作品是书法家灵魂的外在显现，对那些真正的大书法家，你根本就不会“张冠李戴”，你不会把张芝的草书说成是怀素的，不会把欧阳询楷书看成颜真卿的，不会把苏东坡与米带的书法混为一谈，不会把启功的书法当作王遐举的。因为只有艺术风格迥异，我们才能甄别书法家的艺术个性。
东汉以后，士大夫知识分子间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注重人物的风貌神釆格调，“风格”一词由此而产生。风格原本是用以品评人物的，后来逐渐用以评价艺术作品，指艺术作品的风度和格调。
“风格”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内容、形式相统一而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南朝梁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体性”、“风骨”、“定势”等篇章就是论述艺术风格与创作个性的相互关系的。刘勰认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学作品是作家内在性情的外在显现。外师造化，内得心源，性情是作品艺术风格的内因，是变化的核心因素，是起主导作用的。
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文不必与前人相似方为佳好：“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相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禀性、面目各不相同，作品风格也应各具特色。
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所谓“气”，即指作家的个性、气质，艺术作品必须以个性气质为主，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十分讲究“这一个”即人物的个性特征。
东汉赵壹在《非草书》中，批评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竞相效仿草书名家杜操、崔瑗、张芝，“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的“东施效颦”现象时说“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说明书者气质个性与艺术风格的相互关系。一味模仿，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姿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散怀抱”，即主张发挥个人性情，强调突出艺术风格。
晋代王羲之之叔王廙提出“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这简直是艺术个性的宣言。
南齐王僧虔《笔意赞》提出“神釆为上，形质次之”的观点。“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神釆”即鲜明的个性，个性风格是水到渠成后，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决不是着意效仿前人笔法时所能做到的。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淡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锋芒”，“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个性不同，造成各自不同的书风特色，即使同宗一家之法，也因各自性情的差异，而表现为各不相同的面目。
强怀瓘在《书议》中说“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不由灵台，必乏神气”。鉴赏品评书法作品，首先看神采，因为神采，是心灵的显示，哪怕只看一个字也能见其性情，心灵是神采的依据。只在字的外观形式上下功夫，只能空存物质躯壳，没有精神内核，没有生命力的作品是不可取的。
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很复杂的，也是需要条件的。首先，书者应有先天的禀赋，即天生的聪明才智。另外，后天所学，长期积累，使先天的个性气质得到丰富和深化，而在书法艺术中产生的个人风格，是个性气质与书法功力的“合金”体。个性是书之魂，是精神寄托层面的，书法功力是书之法，是形式技巧层面的。不同的天赋，不同的后天修养，不同的生活经历，加上不同的学书途径和方法（即书法功底），必然造成不同的书法艺术风格。没有风格迥异的书者是不足以成为有历史影响的书法家的，没有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是不足以成为经典艺术品的。
当今书法艺术创作活动和审美活动正在逐渐进入到“他我合一”的发展阶段，书家的性灵及艺术情趣给欣赏者以积极的审美引导，而不是媚俗迎合情趣，而欣赏者的审美趣尚又反作用于书家，凑热闹起哄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书法要打破“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藩篱，真正进入到创作与欣赏都在同一个艺术平台上，还任重而道远。







王遐举为京西宾馆书写的毛主席题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文珍贵的文物。京西宾馆是解放军部队专用宾馆，二十大习主席在京西宾馆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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