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里的文字 ——魏碑的艺术特色及文化语境 谢

谢高模

佛光里的文字

——魏碑的艺术特色及文化语境

谢高模


魏碑，即北朝刻石书法，包括碑刻、墓志、造像记和摩岩刻石等，它以拙朴、浑厚、野逸、端庄、秀雅、宽博、雄强、奇肆等多种风格给人以精神为之振奋的审美愉悦，滋养着后世无数书家。尤其是在清朝，别开生面，左右了一个时代。

古人书法多托金石以传。“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个刻石书法的高峰。它沿着汉隶的轨迹，承自魏晋基于钟繇类型并吸收南方“二王”特点扩充发展成为新的书体。康有为说:“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壮茂而宕以逸气，要以茂笔为宗，当汉末至北朝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盛也”(《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它在晋隶的基础上流变，亦隶亦楷，亦今亦古，亦文亦质，变化无穷，风格鲜明突出，经过隋朝的沉淀，如《等慈寺碑》，为法度严谨的唐楷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正如康有为指出的“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广艺舟双揖-购碑第三》)，如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等。魏碑书体完备且多变，是书法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书法史上任何书体的流变，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渗透着根深蒂固的儒释道思想，书法也不离外。两晋时期，中原人口大量南迁，玄学在南方兴盛。北方以骑射立国的拓跋鲜卑人入主中原后，与汉民族实现了大融合，禅宗成为北魏佛学的主流，对中原(主要集中在洛阳，偃师)文化尤其是书法，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写经书和各种刻石不计其数，异彩纷呈，尤其是卢崔二门，名垂青史。

北朝佛教的兴盛，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整个北朝，除先后有两个皇帝灭佛外，其他皇帝都大力支持佛教并对佛顶礼膜拜。

道武帝拓跋珪于太元十一年(386)正月在牛川即位为代王。因为牛川偏远，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太元二十一年(396)七月称帝，改元"皇始”。天兴元年(398)冬迁平城即皇位，接受汉文化，兴土木建平城，走向封建化和汉化的道路。晚年的道武帝把天命和道义的神学教条作为精神药石，滥杀无辜。自己常服用寒石散，期望长寿成仙，但很不幸，后来竟然被儿子刺杀。

永兴元年(409)拓跋嗣登皇位，即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即位。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兴办学校，开馆授经，提高鲜卑官员的汉化水平。太平真君七年(447)下令灭佛，像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样，来了一场“文化革命”。正平二年因宫殿政变被谋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成帝拓跋濬一即位，又恢复了佛教。

献文帝拓跋弘和平六年(465)三月即位，由冯太后辅佐。弘自幼喜好黄老浮屠之学，在位时经常与群臣谈玄论佛，退位后却志心参禅。后来因处斩冯太后的情人而被冯太后毒死(时年23岁)，可怜阿弥陀佛没能保佑他。

孝文帝拓跋宏，幼年失父。皇兴五年(471)八月即位，五月登基的幼儿皇帝又按旧制赐母死，把冯太皇太后当作了母亲。在冯太皇太后这位“文明皇后”的教养下成长起来。他向汉人学习儒家经典，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才干。他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孝文帝认识到要治理好天下，必须迁都。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洛阳是西周、东汉都城，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而平城气候寒冷，暴雪风沙天气常见，人口稀少，不利于控制富饶的中原地区。他和冯太皇后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处罚贪腐，鼓励和倡导鲜卑人接受汉文化，学汉语，着汉服，改姓氏(拓跋氏率先垂范改为元氏，118姓改为汉姓)，习汉仪，建汉制，入汉籍，与汉人联姻。孝文帝对本民族颠覆式的改革，以致有历史学家认为弱化了鲜卑民族。

其实，这是一次民族大融合，是伟大的历史进步。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他对佛教的支持，有力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日本佛教就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中国传入。孝文帝是北魏最有作为的皇帝，可惜他在南征北战中英年早逝，年仅33岁。

在嵩山少林寺山门外东边的石牌坊上，一面是“祖源谛本”，一面是“拓跋开创”。原来，少林寺是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为安顿印度高僧拓跋而创建的。据《续高僧传》记载，天竺佛陀扇多禅师于太和初年到达当时京城平城，深受孝文帝敬重，礼为上宾，并开凿云冈石窟，为其修炼之所。孝文帝十八年(496)拓跋随孝文帝迁到了洛阳，但拓跋“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常栖于嵩岳少室山的密林之中。孝文帝尊重他的意愿，特此建立了少林寺，跋陀便成了少林寺的开山祖师，第一代方丈，传授禅法小乘宗，主张自我解脱。

北魏佛教的发展，所耗费资金无计其数。全国各寺院建筑，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僧尼人数与日俱增。文帝时期，寺院达6500所，僧尼近8万人。至北周，全国寺院达五万所以上，仅洛阳就有1400多所。石窟也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如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石窟中大量的佛雕与壁画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云冈石窟就有佛窟50多所，佛像五万余尊，经书浩如烟海。“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佛教的迅猛发展，在北周引起了武帝宇文邕的恐慌，他又来了一次“灭佛革命”，严重破坏了佛文化的发展。尽管如此，佛教在近两百年(386~581)的北朝文化中，依然是发展最快的，后来唐宋佛教的繁荣滥觞于此。

历经两晋五胡十六国剧烈大动乱，统一后的北朝，人心浮动，统治者找不到最好的治理策略。要么效法历史上的强权高压政治，但此道不通，因为鲜卑人刚迁到中原，根基未稳，不能激化民族矛盾，必须依靠汉人的帮助;要么用佛教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来稳定民心。中外帝王“君权神授”的思想如出一辙。愚昧无知苦海无边的百姓，更是找不到摆脱贫困苦难的出路，唯有祈求神佛保佑，消灾得福。

代人迁洛，他们似乎成了无本之木，有失魂落魄之感，却苦于君命难违，不能回归故乡，只有靠神佛来告慰自己的灵魂，佛理所当然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于是上自帝王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信教礼佛，佛的光环笼罩了一切。从龙门石窟宾阳洞的《帝王帝后礼佛图》到无数的造像、写经以及摩岩刻石，不难理解北朝人的文化心态。

胡人多体胖，讨厌洛阳的炎热天气，对文帝强制迁都多有不满，他们留恋自由的草原，“越鸟巢南枝，胡马依北风”，狐死首丘，代人生前不能回到呼伦贝尔，渴望客死他乡后有朝一日能让后人识别并迁葬故土，这是当初代人普遍的愿望。于是，当时的人死后，都有造像或墓志等标识。

北朝人把自文字用于葬事“明旌”以来的墓志铭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上演了璨若繁星的北魏墓志铭这千古绝唱。这些在佛光普照下禅意浓厚的书刻，或叙画紧结，或平画宽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它们亦隶亦楷，亦文亦质，书刻精美，风格纷呈。

当我们今天面临《元桢墓志》《元弼墓志》《元怀墓志》《元诠墓志》《张玄墓志》等众多刻石书法时，除了被其特立独行的艺术魅力所折服外，更多的是引发我们对历史文化悠长的幽思。

北朝人把礼佛之心刻入石头，把宗功祖德刻入石头，把文人自贞之意与光宗耀祖寻根返乡之心刻入石头，同时也把特定的胎息于游牧民族融汇汉民族元素的文化载入了历史的丰碑。于是像《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石门铭》《嵩高灵庙碑》《泰山金刚经》等旷世大作，经历血雨腥风依然屹立在人们心中。

《郑文公碑》，为记德述功之作，郑道昭书。清人称郑道昭为“书中之圣”。碑在云峰山。其书特点:方圆兼备，圆转有致，浑厚强劲。包世臣《艺舟双楫》云:体多旁出，制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沈尹默曾盛赞:后来书家，唯登善《伊阙》，颜鲁公诸碑版差堪承接。此碑与《云峰山论书诗》风格一致，是平画宽结的典型，历来被书家视为“文苑奇珍”。

《张猛龙碑》，笔力雄健清峻，点画方劲浑厚，结字奇宕舒展，耐人寻味。是斜画紧结的代表，被尊为魏碑“教父”。

《嵩高灵庙碑》，富自然天真之趣，有圆融浑厚之味，与二爨有异曲同工之妙。

《石门铭》，康有为评曰:“飞越逸其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

《泰山金刚经》，介于楷隶之间，峻利方厚，姿肆奇纵，气宇非凡，庄严静穆，禅意浓厚。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曰:“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自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俱美”。然后总结出魏碑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势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鲜美。书法史上，能谈得上十全十美的，恐怕只有魏碑了。

丛文俊谓魏碑是汉魏“铭石书”的发扬光大，拨云见日，一语中的。

《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佛教造像题记，属石窟书法碑刻大宗，是北魏书法之瑰宝。其胎息于北方游牧文化，具有雄壮粗犷，豪放不羁的审美风格。亲人去逝，家人请工匠造像一区，加上题记，以表达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亡者的深切悼念，也表达了人们对佛的虔诚皈依。所以，像龙门造像记之类，其粗犷质朴的艺术灵光，穿越历史的时空，闪耀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

北周武帝灭佛时，在一些悬崖峭壁上，出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摩岩刻经。人们用这种无可奈何的极端方式来表达护法之志。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岩刻经》等。那些佛教徒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舍身护法，竟然把佛经复制到岩壁上去了。惨烈的灭佛运动，逼出了不朽的旷世杰作。这种如恶作剧般的与皇上唱对台戏，在当时显得多么滑稽可笑，却给中华民族文化开了一个伟大而肃穆的玩笑，上演了一幕壮烈而凄美的历史悲剧。这是文化发展中的偶然，或是佛的天机，还是历史做出的否定之否定选择呢？

多年以来，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北朝的佛教文化大多持批判态度，讲"魏碑书法”也只是一笔带过。以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没有正统地位。近年来，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等人，对中国禅宗文化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引起了国人的震撼。季先生曾提出:“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季羡林《中国禅寺》序言)。然而，数字化时代，连汉字书写都受到了挑战。我们的后人对民族文化尤其是禅文化，会漠视到何种地步，简直无法想象。

总之，无论是书体形式还是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与地域特色的魏碑，都充分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张力与美学冲击力。清代王澍提出“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简直振聋发聩。“魏碑”是北朝民族大融合、民族文化大交汇的结晶。它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是后世书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它的产生、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与民族的审美追求。我们要在书法艺术探索中取得实质性成效，就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视域与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带着偏见用非艺术的眼光吹毛求疵，片面夸大某些负面影响，是不利于艺术的生存与发展的。

碑与帖，是书法艺术的两翼，不可偏废。书法艺术的出路在于碑帖肝胆相照，和谐共存。这是书家有效地解读“魏碑”，继承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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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的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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